当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后，解放战争的整体局势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被我军彻底歼灭，胜利的天平彻底倾向了解放军这一边。紧接着，随着渡江战役的爆发，国民党依赖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彻底摧毁，奠定了全国解放的坚实基础。
眼看大势已去，蒋介石只能带着数十万残兵败将狼狈逃往台湾省。与此同时，他留下了一批高级国民党军官，这些人多数被解放军俘获。作为来自各大军校的将军，他们普遍心怀傲气，面对战败和被俘，许多人内心难以接受现实，不甘心屈居阶下囚。一部分顽固分子更是嚣张地宣称要与解放军再战一次，坚称失败不是因为敌人的强大，而是自身的失误所致。
此外，他们还对新成立的人民政权充满怀疑。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功德林牢房中蔓延开来，久久难以平息。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让这些人顿时泪流满面，态度瞬间转变。许多人甚至主动请缨，表示愿意赴朝鲜前线，与志愿军并肩作战。
展开剩余85%为什么这些人态度转变如此迅速？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在解放战争三年多的激烈厮杀中，随着我军强劲的攻势，国民党总兵力达400万的军队逐渐被消耗殆尽。至渡江战役前夕，国民党仅剩120万残部。军队的溃败导致大批高级将领被当场俘虏。这些人中不乏曾在蒋介石集团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重量级人物，如徐州“剿总”副司令杜聿明，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，以及第十二兵团总司令黄维等人。
这些将领大多毕业于国内顶尖军校，许多人出身黄埔军校，有的还曾赴海外留学，接受过西方教育。相比之下，我军多数指挥官出身贫寒，文化程度有限。国民党这些自视甚高的将领，对解放军轻视有加。即便战败，他们也只把失败归咎于内部腐败和蒋介石指挥失误，从不认可解放军的强大实力和我军将领卓越的指挥艺术。
因此，初进功德林之时，这些俘虏依然顽固不化，散布反动言论，期待国民党从台湾发动“反攻”，解救自己。黄维、刘镇湘、杨文瑔等顽固派尤为坚决。黄维作为黄埔一期生，曾与杜聿明、范汉杰和我军将领陈赓、徐向前是同窗。他入伍前曾是乡村小学教师，研读儒家经典，深信“一仆不侍二主”的忠诚理念。虽对蒋介石感情一般，但他坚信军人一生只能效忠一方，转投他阵营即是不忠不义。他甚至当面告诉功德林的教导员：“我的命早已卖给蒋介石，绝不会卖给别人。”这种迂腐思想让他被称为“书呆子”。
黄维受儒家思想束缚，而刘镇湘、杨文瑔则表现出彻底的“愚忠”。他们认为蒋介石恩重如山，是成就他们“千里马”的伯乐，理应毕生效忠以报答。然而，他们不过是蒋介石用来对抗解放军的棋子。蒋介石逃向台湾时，这些将领并未被放在心上，更无同袍情谊。除他们之外，其他顽固派也多持相似观点，使得功德林的改造工作初期极为艰难。
不过，功德林内并非全是顽固分子。也有一些开明将领，在被俘后逐渐反思自身错误，在教导员的努力下，逐步摒弃反动思想，转而支持新政权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，这些人深受志愿军精神感染，重新激发了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。
1950年6月，朝鲜半岛局势骤变。朝鲜人民军意气风发，越过“三八线”，向南展开收复行动。面对士气高昂的人民军，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控制的南韩军队如豆腐遇刀，迅速溃败。仅一个月内，南部大片土地被收复，唯独南海岸仁川一带仍被韩军坚守。
眼看统一指日可待，朝鲜全国沉浸在欢庆中。此时，美国为维护东亚利益，借“联合国”名义，召集16国军队，强行干预朝鲜局势。1950年9月15日，美军第10军在仁川登陆，凭借强大火力和海空支援，迅速联合韩军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夹击，迫使朝鲜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。不到半个月，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，失去先前收复的大片土地，甚至北部防线被击穿，战火逼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。
危急关头，朝鲜政府紧急向我国求援。中央迅速对美军发出严正警告。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嚣张回应：“鸭绿江并非中朝两国不可逾越的界限。”美方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妄图吞并朝鲜，以此为跳板威胁中国。对此，毛主席果断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跨过鸭绿江，驰援朝鲜，抵抗美帝侵略。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全面爆发。
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及其残余集团迅速获悉此事，兴奋异常。蒋介石认为，尽管自己无法与共产党抗衡，但美国军力远胜解放军，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的交锋，必将以美军胜利告终。届时，他将借机集结部队“反攻大陆”，坐收渔利。功德林中部分顽固派将领也抱持相同幻想。
由于党对俘虏实行优待政策，他们每日可阅览报纸，掌握最新时事。得知中央派遣志愿军赴朝鲜抗击“联合国军”时，许多顽固分子发出冷嘲热讽，认为中央不自量力。以“小米加步枪”虽能战胜他们，但根本无法对抗美军坦克和航空母舰。他们坚信志愿军必败，随后蒋介石必发动反攻，将他们“救出”功德林。这种幻想使不少人兴奋不已，仿佛重获自由指日可待。
然而，功德林内并非全部愚昧顽固。也有一些将领怀抱民族大义，优先考虑国家利益，深入研读朝鲜战场形势，甚至运用自身军事才能协助志愿军分析战术。以杜聿明、杨伯涛、宋瑞柯为首的原国民党将领，亲笔撰写了六万余字的《美军战术之研究》报告，结合与美军交手经验，详尽分析其装备、部署及作战特点。
此报告呈送毛主席，毛主席连续五晚仔细研读后，赞赏道：“这份报告极具参考价值，这些人对国家确实有功！”此举令其他国民党战犯难以理解，质疑他们为何要帮助打败自己的“敌人”。激进者甚至辱骂杨伯涛等人为“叛徒”和“军人耻辱”。
面对责骂，杨伯涛与杜聿明坚定回应：“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我们首先是中国人。国家受到威胁时，军人应将民族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前！”这番话令在场者沉默，也起到了震慑作用。
战争爆发后，我军在朝鲜发起“五次战役”，成功将美军驱逐至“三八线”以南。原本轻视我军的国民党战犯大感震惊，尤其是长津湖战役中，我军将士不惧严寒和敌火，一举歼灭美军陆战一师，使全世界震惊于中国迅速崛起的战斗力。国民党战犯被我军辉煌战绩震慑，态度悄然转变。
曾经顽固的反动思想被激发出强烈斗志，许多人主动请求赴朝参战，愿与志愿军并肩作战。尽管请求不被实际采纳，但他们开始深刻理解我军战士的强大意志，也终于认识到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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